来自2005年“两会”代表的报告数据显示:目前,我国抑郁症者约有1600万人。
据悉,在我国每年20万起的自杀案例中,有80%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。
抑郁症中65%为女性,职场强人多于平民,城市人多于农村人。
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可以平静地看待生老病死,却无法承受空虚和寂寞……
一次抑郁的体验
阳春三月,重庆,天空总是灰白色,江水深谙,沙石成堆……
我不喜欢早晨,更是害怕星期一。可又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晨,我一如既往地看不到那天的方向,是向左走,还是该向右走?我搭着公务员老公的车到了南岸,他们朝九晚五,不能迟到也很少加班,每天总有一个目的地,没有方向的选择。老公在离他单位100米远的地方把我放下,问我要到哪儿去,我说随便,你别管了,上班吧,他挥挥手表示告别。我站在一个公交车站,显然时间还早,不到9点,一排排的车放在路边,还没有一个乘客。我抬头看了看天,还是灰色,没有阳光,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株缺少绿色素的植物,表皮缺水、干裂,开始枯黄。
一辆公交车开了出来,售票员问我走不走,这时我才发现我是车站的惟一一名乘客。上了车,我问车是到哪的?售票员说到弹子石,我买了一张终点票,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站下车。公车一路摇摆,穿过繁华的南坪转盘和拥挤的南坪东路。车上一群中年妇女背着大包小包,似乎说去郊游,我侧着耳朵听着她们在说些什么,竟不自觉地跟着在上新街下了车。
上新街,转盘四周很热闹,我浮想出记忆中关于它的故事。半年前,一家万州烤鱼店晚上起火,消防队员冲进去抢出 3瓶液化气罐,救了全楼200多户人;7个月前,跟着禁毒警察查毒,警车招摇过街时,路边10多家粉红色的发廊叮叮哐哐地赶紧关门……我淡淡地笑着,如今这些发廊有的还在营业,只是白天都关着门。我走到了索道,花2元买了票,电梯还是那么旧,坐索道也还是那些人,我很像是个观光客。重庆,城市直辖后变了很多,街道宽了,高楼多了,还有了轻轨,只有索道还寂寞地每天在长江上过来过去。
透过索道车厢的塑料窗户,长江在脚下流淌,这样的视角很好,我的心开始怦怦地乱跳,想象如果一瞬间支持这索道的钢缆突然断了,车厢一下子垂直下坠,江水翻腾……我甚至觉得听到了人们惊呼尖叫的求救声,感觉到失重的快感。“或许这正是我所期待的。”我自言自语,想象着韩国影星李恩珠在解脱前,面对着那根即将帮助她寻找另一个未来世界的绳子时,会不会说着跟我同样的话。
3月20日,陈可(化名)躺在一家心理咨询所里宽大的沙发床上,眼睛望着天花板说着上面的这些话,那仅仅是作为媒体记者的她生活中的某个星期一早上,她按照心理咨询师朱美云的引导把它们描述出来。
“媒体报道李恩珠自杀有6大猜测,其中有人称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是导致她自杀的根本原因。我有时会把自己的这些情绪跟李恩珠的死因联系到一起。专家说,抑郁症患者失眠、看天空会觉得是灰色,情绪低落、思维迟钝,我虽然没有失眠,可后面的症状都有了。”陈可有些惶恐。
“这并不奇怪,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,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,因为某件事情而使这种情绪显得不安、郁闷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释放出来,转移目标,当然你的情况还不存在得了抑郁症,大概是因为工作压力使你的心情沮丧、苦闷,这些都是暂时的,通过我们自身调节是很快可以走出情绪的,你可以放心。”
和陈可一样郁闷生活的人在城市里并不罕见。来自2005年“两会”代表的报告数据显示,目前,我国患抑郁症的大约有1600万人,北京更有20%的居民心理处于亚健康的状态。据悉,在我国每年20万起的自杀案例中,有80%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。
女医生的抑郁经历
这是一份来自XXX心理咨询所的真实病例。一名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科女医生在接受心理治疗时,想到给自己改名字叫余望,意思是残余的希望。
余望,女,28岁,重庆市某精神医院精神科医生,离异。清楚自己患有抑郁症但无法自拔,接受心理治疗时间20 04年11月7日—2005年3月7日,现在已经恢复健康,开始笑对人生。
“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,过去每天都像是雨天,现在每天都是晴天。”余望在沙坪坝的一家银行办事时的空闲时间打来电话。电话里,听得出四处嘈杂喧闹,她的声音却很清晰,透着一种甜甜的磁性。这样的声音,让人想象不出,几个月前,这名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还试图自杀,并认为死亡是对她最好的奖励。
余望的家乡在外地,父亲是大学教授,母亲是名会计,她是家里的独生女,从小备受宠爱,没有做过粗活。“父母对我太好,能做的他们都会帮我做完,为的就是能让我多睡觉、多休息,所以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,是学校的优秀学生,还考上了医科大学,毕业分配到大医院,可以说一路走来都是一帆风顺的。”余望说,在父母的保护下,她的生命词典里甚至没有出现过“挫折”这个词,但她意识到自己性格内向,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,她渴望摆脱溺爱她的父母。她来到陌生城市工作,却几乎没有生活能力,孤独、寂寞和无助困扰着她;她与同医院同精神科的一名男医生结婚,希望有人陪伴和照顾,但婚姻生活让她更加痛苦,不知道如何与丈夫沟通,最终结束了短暂的婚姻。
没有父母的照顾,没有爱人的呵护,余望开始守着三室一厅的房子足不出户。开始,除了上班,她哪里也不去,就在家里看电视和睡觉。后来,她甚至害怕去上班,总是向单位请假。“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,我是精神科主治医生,很明白自己的情况,可我也知道不少病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断地治,不断花钱吃药。抑郁症很顽固,几乎没有办法完全治好。”余望在医院精神科的工作经验让她觉得自己是个“死去的活着的人”,有如行尸走肉,生命没有价值。
“她的情况的确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,失眠、无食欲、懒惰、有自杀倾向等等。”余望在两次自杀不成的情况下,带着最后的希望找到心理咨询师朱美云时,已经是一个连吃饭都觉得费劲的“废人”。朱美云在跟余望初步交流后做出病因判断:第一,余望的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,而遗传是抑郁症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;第二,余望从小受到父母溺爱,一旦受到挫折就很容易丧失信心从而觉得无助;第三,多种迹象表明,余望的思维模式是负性思维模式,通俗点说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朝坏处想,这个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。
“吃药、诉说、认知等传统的治疗方法都对余望没有什么效果,我只好对她采用体验疗法,就是带她到人群中,看着我,跟着我去帮助弱者,去感受别人的痛苦。”朱美云说,余望为什么总想死,是因为她对生命的乐趣体验太少,虽然道理都明白,但缺少真实体验。朱美云就这样要求余望和他一起到街上擦皮鞋,跟“棒棒”聊天,看算命的人怎么胡编乱造,到文化宫跳拉丁舞……
“我的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还真有点作用,余望从他们身上知道了她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,一次,余望跟我说,她觉得自己还不如‘棒棒’,他们虽然工作辛苦,没有钱没有房子,可他们有希望,而她自己不愁吃不愁喝,却什么希望都没有。”朱美云说,他还介绍余望到一家保险公司兼职,结交了不少充满朝气和奋斗精神的青年。过年前,余望还到朝天门买了不少如意结“倒卖”,生活有了新的兴趣。
“三个月后,我的人际关系有了明显改善,社交障碍排除了,失眠症状略有减缓,也不贪睡,精力充沛。”余望终于摆脱抑郁症的困扰,已经脱胎换骨,“我能理解李恩珠、张国荣,他们觉得死亡是对自己最大的赏赐,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,整天在痛苦的边缘挣扎,不同的是我还留有一点点希望。”余望说起自己的希望,嘴角优美的弧线轻轻勾起,“我希望能有人再爱我,有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。”
黑镜头一:心理医生易患抑郁症
据几名心理专家介绍,目前重庆患有抑郁症的人群中,心理医生、精神病医生最易患抑郁症;其次是研究生,高考前的学生;再次就是企业老板和官员。据朱美云等心理专家介绍,大部分市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,但我国的心理医疗工作刚起步,得病的人多,就医的人少。
黑镜头二:老板压力大想跳嘉陵江
渝北金岛花园一老板年轻有为,近日他觉得自己思维迟缓、语言减少。他说,以前写几万字的论文,每天能写几千字,但现在每天两三百字都写不出,“头脑好像转不动了”。
该老板谈到,他整日为公司的客户发展、资金周转等情况操劳,以致晚上应酬特别频繁。“我厌倦了应酬,压力特别大,绝望时甚至想跳嘉陵江。”
黑镜头三:官员临换届就紧张
记者从某心理咨询所得知,每到各级政府临近换届时,前去进行心理咨询的官员倍增。这些官员对同事之间的竞争、在位期间的工作压力等问题特别敏感。因此,他们极易患上抑郁症,使自己神经高度紧张,情绪低落。
走不出的“异度空间”
几天前,崔永元在上海的一期节目上公开坦白自己因做节目而失眠、抑郁多年;上海《东方卫视》节目主持人曹可凡也在观众面前哭诉,因父亲患有抑郁症病故,他一直担心自己也患上同样的精神疾病。两位著名主持人几乎同时表露出对抑郁症的恐慌,一下子让大家又联想起了李恩珠、张国荣、三毛、甚至阮玲玉,这些寻找自我了断的人都能跟抑郁症扯上关系。
一段《异度空间》的故事情节,张国荣饰演的心理医生阿占在为能看到鬼的少女阿欣做心理辅导,在此过程中,他渐渐寻回了一段迷失的记忆:自己的女朋友当年跳楼自尽,给自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。影片最后,阿欣向阿占伸出一只手,帮助他走出了这一切……坊间传说,张国荣就是因为拍《异度空间》投入角色,而最终承受不了抑郁跳楼自杀。如果2003 年的4月1日那天,也有同样温暖的手向张国荣伸来,或许一切都会改变。
需要感悟的不是已经过去的悲伤,而是即将面对的未来。
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博士冯正直指出,媒体工作者、文艺工作者、高级白领以及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等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。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疾病,我国的调查研究显示:情感性精神病的发病率为0.76%,女性高于男性,可能与女性生活负担较重,面临应急事件(如怀孕生产等)较多有关。值得关注的是,近几年,中青年的发病率在逐渐升高,更应引起注意。
冯正直介绍,抑郁症的发病率很高,但现在人们对它的发病原因仍不十分清楚,可能与社会心理因素、遗传、人体的生理变化及神经内分泌等有关。其中,遗传因素很重要,研究表明: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—30倍,血缘关系越近,患病几率越高。近年来抑郁症就诊率的提高,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群对心理障碍的认知度提升有关。工作压力巨大、竞争激烈,也是反应性抑郁症增多的原因,女性还面临着更年期抑郁症、产后抑郁症的威胁,除去生理原因外,与生活负担较重关系重大。心情低落、兴趣下降、强烈的疲乏感,浑身无力不愿说话不想运动,这些都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状,当这些负面情绪持续两周以上,严重影响学习工作,可怀疑为抑郁症。“近几年来,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,并且呈低龄化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心里的郁闷困扰。”冯正直的临床经验表明,抑郁症中65%为女性,职场强人多于平民,城市人多于农村人。
据心理咨询师说,不少人特别是商人和官员因为忌讳被说成精神有病,害怕被人知道后影响经营和名誉,很多病人讳疾忌医,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间。“一次,某私营企业老板来看病,一定先让司机在楼上楼下侦察一圈,确定没有熟人在场,然后偷偷地溜进诊室,接受治疗后再如法炮制一遍进来时的程序,然后偷偷走掉。”
据统计,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.7万人。在全国,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.6%。有关部门统计,自1980年以来,仅有记录的,中国便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。这其中有:上海大众老总方宏,他是一位清廉的国企老总,企业营运状况良好,但他不幸患上抑郁症,在1993年3月9日跳楼;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,他在1982年出任习酒厂厂长,15年间把一个年产值只有300多万的县办企业,逐步扩展为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的大型企业。后来企业营运出现问题,1997年7月28日在习酒厂被茅台酒厂兼并前夕举枪自杀;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,1993年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,年仅29岁,他在遗书中写下:“现实太残酷,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……”
中国人缺少快乐基因?
另有研究发现,对看重家庭和谐和本持传统“和为贵”观念的中国人而言,人际关系障碍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原因。来自网上的一则信息:美国最近搞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,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进行调查,调查结果表明:美国46 %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,英国36%,印度37%,而中国,只有9%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。
为什么中国人的性格中缺少快乐元素?有人这样说:中国活得阴郁沉闷的人越来越多,机械僵化的人也越来越多,狭隘计较的人也越来越多,大庭广众之前挂着一副快乐面具、而实则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少年人不快乐,成人也不快乐,没钱的时候不快乐,而有了钱了也没有快乐;当不上官的不快乐,而升了官的,仍然不快乐;找不着自己的另一半的,不快乐,而找着后进入“围城”的,依然不快乐;“快乐”变成了大多数人很难求得的一个词:很少有真正放放松松地、开开心心地从心底感到快乐。
心理学专家认为,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,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,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,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:“我情绪不好”。而中国人则不然,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,很多时候,中国人会把不良情绪转变为躯体的不适。中国人更愿意表达躯体上的不舒服。
实际上,中国人精神疾病躯体化现象,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。在封建社会,平民不敢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情绪,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,便会以罪论处;小辈不能表达对长者不满,否则就是“大逆不道”;妻子很少有权利表达对丈夫的不满,否则就是不贤惠,不温柔。专家认为,中国人“和为贵”的思想,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和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生活中,反而成为部分中国人压抑情绪的桎梏。
另外,如今不少城市都标榜“打造魅力城市”,城市建设中的“竞赛风”、“赶超潮”相当热闹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交通拥堵、能源紧张、环境污染、心理“亚健康”等“城市病”日趋严重,使得如何管理城市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题。
在解放碑上班的都市白领林小姐就说,“每天一早起来赶着挤公交,上班跟打仗似的,一刻不停还要满脸微笑,回家还要带孩子伺候老公。如今房子越来越贵,钱越用越少,我能不郁闷吗?”这样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压力,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中并不少见。工作压力造成的心理疲惫已经成为城市群体的通病,这种“城市病”不仅导致人们身体亚健康,也产生了各种心理疾病。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就提出应开展“心理健康扶贫”工程。赵志全说:“适当的压力对人是有好处的,但有很多人抗压能力不强,引发了多种疾病,严重的还会做出极端不理智行为。”他认为,国家应鼓励增加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和科研机构,让更多的人通过心理健康咨询,调整心态,缓解压力,预防心理疾病。
身边人常常互相宽慰,说要做个快乐的中国人,很多时候,很多事情,要学会超脱,要学会对人对己的大度和宽容。有句话说得好:人本是人,无需刻意做人;世本是世,无需精心处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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